中國《漁業法》迎大修：升級法律框架，護航“年年有魚”

推新穩故，多維度強化環境與資源保護制度

草案納入了近年來在漁業管理中逐步探索或初顯成效的新制度。例如，新增“鼓勵發展漁業互助保險等多種形式的漁業保險，增強漁業生產的抗風險能力”條款。漁業風險源自極端天氣、災害等不確定因素，互助保險可有效分散漁民家庭的生產經營風險。此外，草案還建立了重要漁業水域保護制度，要求在重要漁業水域開展工程建設時，其環境影響評價文件應包括對漁業資源和漁業水域生態環境的影響分析或專題論證；規劃涉及重要漁業水域的，其環境影響評價亦需對漁業資源的影響作為專題內容。

在“推新”的同時，草案對現行資源保護制度與規定也進行了強化。例如，針對水產種質資源保護區制度，草案增加了禁止非法占用或者破壞水產種質資源保護區，以及禁止在保護區內新建排污口等要求。

草案還首次納入涉漁“三無”（無船名船號、無漁業船舶證書、無船籍港）船舶治理的相關條款。涉漁“三無”船舶嚴重擾亂漁船管控秩序，甚至危害漁業作業與漁民財產安全，是中國政府每年“漁政亮劍”執法工作的重點。此前針對“三無”船舶的執法雖具備法律基礎[2]，但較為分散，難以完全滿足實際執法、處罰工作的需求。本次草案首次在上位法內明確禁止“三無”船舶從事捕撈作業，禁止為其漁獲物流通提供服務，并設定了相應罰則。這為打擊“三無”船舶相關違法行為帶來更有力的法律支撐。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亮點是對休禁漁區、休禁漁期制度的完善。休禁漁制度是中國養護漁業資源的核心政策之一，通過在時間或空間上限定特定漁業活動，讓漁業資源在關鍵生長或繁殖階段得到休養生息。草案將原有的“禁漁”更新為“休禁漁”，并明確休禁漁區、休禁漁期設立需基于“漁業資源狀況、水生生物繁殖生長規律以及重點水生生物物種、水產種質資源保護”等科學考量。同時，草案在禁止漁船違反休禁規定開展捕撈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了“回船籍港休漁”的實施，禁止漁船違規航行、停泊及為其提供服務，從而強化對漁業活動全過程的監管。

從“禁用”到“準用”，漁具管理向“白名單”轉變

草案的另一項突破性更新在于規定國家實行漁具準用目錄制度，通過準用目錄明確允許使用的漁具，并禁止制造、銷售、使用目錄外漁具。這意味著漁具管理將由過去的“黑名單”式禁用規定，轉變為更加精細化、正面清單式的“白名單”管理。

漁具管理的核心在于限制或規范漁具的種類、數量、規格等，以控制捕撈強度，保護資源。雖然中國已在現行《漁業法》等配套法規中對部分漁具（例如最小網目尺寸）進行了限制，但由于漁具種類繁多、數量龐大、更新迭代快，加之執法力量有限等現實問題，導致破壞性大、選擇性差的違法漁具屢禁不絕。為破解此難題，漁具準用目錄制度自“十二五”開始醞釀，全國范圍內的海洋捕撈漁具調查和準用漁具目錄編制等工作也在逐步開展。

漁具準用目錄制度一旦推行，將在執法與資源管理方面帶來多重利好。首先，執法效率提升方面，只要查明是否在“白名單”內，便能快速判斷是否違規，大幅簡化執法流程。其次，精細化管理方面，地方政府可結合本地資源狀況或生計需求，因地制宜地制定更加嚴格的準入目錄，將破壞性的、易遺失的漁具剔除。再者，漁民合規便利方面，漁民更容易知曉哪些漁具可用，從而降低違法風險，也有助于提高漁獲物質量與市場認可度。

然而，為保障漁具準用目錄制度落到實處，還需管理部門制定實施細則，例如明確準用目錄的制定原則，并推動漁具實名制與可追溯管理。

首先，應在國家層面統一準用目錄的制定原則，避免地方標準不一導致資源或漁民利益受損。制定原則應平衡環境保護、經濟發展與社會生計三方面訴求。目錄制定的出發點是避免漁具對資源和生態的破壞，這也與現行漁具管理措施的制度相一致。因此，可持續利用漁業資源、保護海洋生態環境應作為制定準用目錄的核心原則。此外，在制定和推行準用目錄時，還應充分考慮漁民的利益和需求，避免對漁民生計造成沖擊。

其次，應促進漁具實名制和可追溯管理，加強漁具標識的研究和應用。推動漁具在生產或銷售環節就加裝標識（“身份證”），與電子化監控系統聯動，記錄投捕次數、時間、海域等信息，為精準執法和資源評估提供數據支持。漁具標識作為促進漁具實名制與可追溯管理的工具，已在漁具全生命周期管理、追蹤，以及漁業資源細化管控中證明了有效性?！妒奈迦珖鴿O業發展規劃》與《農業農村部關于加強水生生物資源養護的指導意見》也已明確提出推動漁具標識管理的要求。

魚從哪里來？捕撈漁獲物的追溯性問題

漁獲物可追溯管理是實現可持續漁業的關鍵一環。對管理部門而言，提高漁獲物的可追溯性有助于打擊非法捕撈、完善漁情數據；對消費者而言，則意味著所購海產品來歷清晰、合法合規，也更具食品安全保障。

在此次修訂中，草案已在加強漁獲物追溯性方面做出若干突破，包括新增鼓勵實行漁獲物可追溯管理和定港上岸制度的條款，并細化了大中型漁船作業日志的要求，明確了日志記錄信息及保存期限等。

定港上岸有助于核查漁獲上岸數據，且依托指定漁港規范漁船上岸，進一步加強對漁船的管控與對漁獲物合法性的審查。2017年農業（農村）部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國內漁船管控實施海洋漁業資源總量管理的通知》以來，國家陸續公布了三批海洋漁獲物定點上岸漁港，同時推出“港長制”等措施，將漁獲物從捕撈到上岸的環節進行統一管理。

合法性標簽則是國際上通行的漁獲物可持續管理手段。近年來通過與信息化技術的結合，使得電子化可追溯數據成為現實，并可在移動端設備實時錄入和查看漁獲數據。2019年《農業農村部辦公廳關于組織開展漁獲物定點上岸漁港申報工作的通知》提出“推行漁獲物可追溯綠色標簽管理”，并在地方成功開展試點工作[3]，依托電子智能化管理系統[4]，實現了漁獲物從漁船到市場的全流程數據追蹤。

基于現有政策與實踐，本次修訂為制度升級提供了契機，建議在法律層面進一步明確三點：一是針對“定港上岸”，可考慮將草案中“鼓勵實施”表述提升為部分或特定情形下的強制性制度，并進一步細化相關條款。二是將“合法性標簽”寫入《漁業法》，即便以“鼓勵”形式，也有助促進其推廣應用。三是針對小型漁船監管，鑒于目前小型漁船占全國海洋漁船總數的68%以上[5]，對其漁獲物定港上岸辦法、作業日志管理和可追溯管理亦需在法律或規章中予以明確。同時，還可繼續深化數字化漁業管理的試點，通過移動終端、電子化標簽及大數據等技術手段，進一步提升可追溯體系的準確性與便捷度。

本輪《漁業法》修訂立足實際問題，汲取近年來的管理經驗，對法律條款進行了系統化更新和細化，在生態環境保護和資源可持續利用方面亮點頗多。盡管部分內容仍有進一步完善的空間，但總體上已較好回應了當前漁業轉型與資源保護的現實需求。然而，大修只是一個起點，后續更為關鍵的是如何推動各項制度措施在基層得到有效落地。展望未來，唯有在法律、政策與實踐層面形成合力，才能真正實現“年年有魚”、漁業資源永續發展的目標。